保护自然的投资与生物多样性，鱼和熊掌如何得兼?
我们的经济高度依赖于大自然的健康。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全球一半以上的GDP中度或高度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与此同时，由于人类活动的结果，生物多样性的地球边界（即生物圈完整性的丧失）已被突破，目前的自然状态正处于功能崩溃的边缘。虽然再多的钱也无法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破裂的问题，但此次绘图工作根据各国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即鸟类、两栖动物、鱼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植物的总数量），评估了各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状况（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全球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与环境积极支出之间存在不匹配。具体地说，在积极保护自然的活动上投入最多的国家主要是生物多样性程度最低和中等的国家，而生物多样性程度最高的国家在自然方面的支出最少。澳大利亚是个例外，其丰富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场景获得了一定比例的政府支出。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在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的15个国家中，只有1个国家是大额支出国（澳大利亚，占GDP的1%以上），2个国家是中等支出国（哥伦比亚和中国的支出占GDP的0.5%以上）。
在环境支出最高的15个国家中，13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指数较低。只有2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为中高水平（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为153.58点和337.18点）。
然而，必须谨慎看待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与自然积极支出之间的相关性，因为生物多样性指数得分低不仅意味着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本身较低（由于地理位置），还意味着在统计时该地区的自然资本已遭到人类活动的严重破坏。
各大洲环境开支占比的统计表 图源: UNEP
战略研究提供商BloombergNEF最新的《生物多样性融资实况》制定了一个包含3个标准的加权框架，以帮助将生物多样性恢复和保护资金优先用于最需要的国家。该概况介绍证实了我们的呼吁，即重点关注三A地区（亚洲、美洲和非洲），其中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刚果（金）和印度是五大优先资助地区。
在此基础上，我们鼓励联合国环境署国际基金会（UNEP FI）的成员和其他金融机构确定其投资和运营所在地区，以及是否位于生物多样性丰富度高、政府自然支出低的地区。以下是一些额外的收获和建议：
混合融资或私人资金来源（如生物多样性补偿和信贷市场）应被视为与政府支出并行的重要工具。金融机构可加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基金会和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IDA）支持的生物多样性信贷联盟（Biodiversity Credit Alliance），成为根据全球生物多样性信贷原则建立可信且可扩展的生物多样性信贷市场的先驱。
由于缺乏有关私营部门积极保护自然的支出数据，因此也需要关注更有力的报告和披露机制。为支持资金流向自然积极投资的转变，由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牵头的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TNFD）试点工作组已与50多家金融机构合作，通过尝试将与自然相关的风险和依赖性纳入其内部风险评估来测试TNFD框架的草案版本。我们鼓励有兴趣的金融机构进行试点测试并参与TNFD的开发，以便在开发披露框架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使各组织能够报告不断变化的自然相关风险并采取相应行动。
自然积极型项目的私人投资者还应考虑到不同地区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的长期投资偏好（例如，新兴经济体的私人投资者对自然积极型活动的长期投资偏好可能不如全球北方的私人投资者）。因此，由联合国召集、银行牵头的新工作组有望帮助世界各地的银行根据2022年12月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调整其投资组合，以弥补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同时维护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
（本文不代表平台观点，仅做资讯分享。）
原文链接：https://www.unepfi.org/themes/ecosystems/putting-your-money-where-biodiversity-is-not/
译者：林楷东
—— 译者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CBCGDF）国际部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BNU-HKBU UIC）全球化与发展（GAD）专业联合发起的“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的学生
审核：Da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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